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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于上海某著名高校的一位知情人告訴記者，找關系發(fā)論文和國內學術期刊的評審制度有關。他說，國外有一套比較好的制度來分配各種學術機會，比如學術期刊要進行雙向匿名評審。“他們一般是編輯初審，然后送出去給專家審，用稿的權力在專家。而我們是編輯辦刊，用不用稿子權力在編輯。”

 

申請課題也得“有關系”。李興說：“課題評審中有很多問題。”根據(jù)他的經(jīng)驗，教育部課題“公正一點”，因為是網(wǎng)上匿名評審，“比較難知道評議人是誰，也就不好找關系去活動”。

 

而有的課題申請就不一樣了。以國內某項評審為例，按程序，評審先要交材料，然后主管部門將材料寄給評議者，“這其實相當于知道評議者是誰了，有的老師就會比較積極地私下去活動。”最近，他在上海一所高校的同學，正在申請其中的課題，得知李興所在學院的一位教授是評審者，就找到他，希望他去活動“照顧”一下他們的課題。

 

關系網(wǎng)越來越龐大細密，一些學校開始放權，把職稱評審的權力下放到院系，“但學院院長又頂不住壓力，因此，院里復雜的人事關系會影響投票的公正性。在現(xiàn)有體制下，誰人緣好、關系硬，誰就能評上。”上海那位知情人告訴記者，“評審中山頭、派系色彩太厲害，不看水平，只看人”。

 

 

自從當大學老師以來，課題、職稱的壓力一直伴隨著李興。

 

每年學校都要制定一個總目標，然后分解到各學院，學院分解到各系，各系又分解到各個老師。“我們老師就要到處去找課題。”李興說。

 

“大學職稱評審的本質是對教師學術能力和教學能力的評價，可是我們的大學職稱評審被異化了。”熊丙奇說，高校以課題、論文數(shù)量作為評職稱的標準，“這看似很公平，但學術貢獻的大小能用論文的多少來衡量嗎？”他說：“我們的標準是關注論文發(fā)表的數(shù)量及論文發(fā)表期刊的檔次，至于論文在講什么內容，評審時很少有人看。”

 

熊丙奇把課題比作“學術化肥”：“現(xiàn)在職稱評審比的是拿到國家學術化肥的能力，而非產(chǎn)生學術成果的能力。它不管產(chǎn)生成果的好壞，后果是滋生了浮躁的風氣，破壞了學術生態(tài)。”

 

目前高校的職稱評定標準大多是量化的，有人認為它只認論文不認人，相對客觀，但李興說：“這種量化的考核體制，從學術發(fā)展的角度來說，最大的問題是助長了學術浮躁。”李興說，要發(fā)一類核心期刊，就要想方設法去拉關系，這對教師來說，“成何體統(tǒng)”？一些刊物辦得不規(guī)范，而學校又要有數(shù)量，就只能給那些刊物寫。李興說：“這對你的研究約束性很強，你只能跟著他的指揮棒走，而自己感興趣、有意愿做的研究往往因此耽擱下來。”

 

課題也是一個指揮棒，其題目絕大多數(shù)是現(xiàn)實性很強的。李興認為：“這對比較基礎的學科、純理論的學科，比如思想史、哲學研究等是很不利的。而對學術的長遠發(fā)展來說，基礎學科又非常重要。”他感覺很無奈：“我們根本不可能去抗拒，除真正的學術權威外，我們的圈子里，都要為申請課題去有意識地迎合，去找現(xiàn)實課題。”在這種浮躁的風氣下，“一年到頭，大家都在趕著申請課題，找能長時間吸引眼球的題目，很難靜下心來，做社會關注之外的基礎課題研究”。

 

李興笑稱：“現(xiàn)在的大學有點像企業(yè)，企業(yè)在推新產(chǎn)品，我們則在想新課題。”熊丙奇也認為，大學職稱評審強調論文數(shù)量、期刊檔次，導致高校教師努力去炮制論文，沒有人沉下心來，花多年長時間去做一個課題。他說：“用這個來引導教學科研，結果是學術生態(tài)功利化，教師整體變得浮躁，突破性的成果很少出現(xi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