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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佩華的辦學行為，在國內高校的改革中可謂石破天驚。之所以能在汕大順利推行，除了因他本人“外國人好辦事”以外，最根本的還是依賴于汕大特殊的體制和創新改革。

 

校長徐小虎告訴記者，汕大是全國惟一一所受到李嘉誠基金會長期資助的高校；與此同時，它又是廣東省屬公辦大學，也要接受教育部門的管理。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辦學體制：校董會是最高決策機構，以李嘉誠先生為名譽主席、廣東省主管教育的副省長為主席，其成員主要由國內和境外教育家、世界知名專家、教授、教育主管部門領導和李嘉誠基金會代表構成。這一權力架構的運作，有利于上級黨政部門對學校的指導，也有利于各方辦學意見的協商，確保辦學行為符合高等教育規律。

 

設立執行校長職務，本身就是一大改革。在李嘉誠基金會支持下，汕頭大學于2002年首次聘任外籍副校長，負責協調處理學校國際化發展中一些引進項目的辦學事務，2005年顧佩華借調汕大，受聘該職。2007年6月經李嘉誠先生提議，提交校董會通過，汕大進一步設立了執行校長。與其他省屬高校一樣，汕大校長徐小虎的職位由廣東省委組織部任命，級別為正廳級；而執行校長顧佩華則由李嘉誠基金會提議聘任，不設任何行政級別。

 

這樣一來，辦學權誰說了算，就產生了三種力量：校董會、體制內的校長和黨委書記、體制外的執行校長。問題的關鍵是建立規范的制度，以厘清權力的分界，明晰權力和責任。

 

在不偏離校董會決議的前提下，學校日常事務管理由校長主持、執行校長協助全面工作的開展，黨委書記負責學校發展的政治領導和監督保障、方向把握。執行校長與校長之間的關系，與國內高校普遍設置的常務副校長一職有所區別，更類似于美國大學的provost（教務長），職權范圍更加廣泛，其主要目的在于快速推動教育改革。所以，作為執行校長，只要他的施政方針和辦學行為不偏離校董會決議，重大的分歧在理論上無法產生；在日常事務處理中與校長和書記及時溝通，需要對重大決策事項進行微調的，會通過校董會辦公室向所有校董咨詢溝通。

 

顧佩華說，“教授們爭著當處長在這里是不存在的，相反，我還得做工作讓適合的教授從事行政服務工作。”

 

“我沒覺得工作受到掣肘，反而覺得施展的空間更大。”顧佩華坦言，校董會只對關系學校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進行討論和決策，“而日常辦學行為，校董會賦予校領導很大的權力，否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真正意義上的校長負責制。我在汕大可以堅持只做正確的事情。”

 

 

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袁征表示，汕大讓我們看到，可以用這樣一種途徑來辦大學。

 

首先，之所以兩種體制在汕大并行不悖，因為大家的目的都是為了學校的發展，“其實在國外也是一樣，也是各種利益相沖突相協調，關鍵是理念一致，要尋找大學的靈魂，回歸大學的本質。”袁征說。

 

“其次還是一個制度，真正用制度辦學，用制度來管理學校。”袁征說，一個好的大學制度才是根本性的東西，大學本身有自己的運行法則，有其獨特的使命，不能偏離這些東西。要盡量避免人為因素和上級行政力量對大學正常秩序的不良影響。

 

盡管如此，這種體制外導向體制內的模式在其他高校能否復制，很多人還是抱有觀望的態度。有人說，汕大的變革是根植于特殊土壤之上的。廣州某知名高校一位教授坦言，如今的大學官級林立、等級森嚴，當權力對教育資源、學術資源擁有絕對支配權，要重新建構一種“符合高等教育規律的制度”，談何容易？

 

就連顧佩華本人也對中國大學的行政化傾向表示遺憾，“坦率地說，目前的一些制度確實違反了教育本身的規律。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歸咎、責難誰，其中歷史原因、體制糾葛、國情因素盤根錯節，不是哪一部門可以單方面解決的。所以我個人主張，大學改革需要在一定的軌道上進行，需要循序漸進，不能搞大躍進，更不能搞休克療法。像汕頭大學這樣的大學可以適當快一點，其他受到限制較多的大學，可以慢一點。相信只要大家都不停地往前走，‘星星之火’終能形成‘燎原之勢’。”

 

所以，對于汕大乃至中國高等教育界來說，為什么要聘請外籍執行校長的問題，也許要在今后一段時間里獲得更圓滿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