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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楊玉良的講述中不難發現，劃分和限定各種權力（包括校長的權力）將成為復旦“立憲”的重要內容。

 

“復旦大學起草大學章程，是‘985工程’大學邁向世界一流大學征程中的重要步驟，是大學制度建設的重大舉措。”在陳武元看來，只要制定并落實好大學章程，就有可能解決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失衡的問題。

 

朱永新認為，大學有三個權力：學術權力、行政權力、市場權力。

 

“三者應該在高等教育內部得到有序的平衡。每個權力只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出路，高等教育才能和諧地發展。”朱永新說，“目前來說，行政權力太大，大到學術權力和市場權力難以為繼的地步，所以迫切需要調整三個權力的結構——相對削弱行政權力、壯大學術權力和市場權力。”

 

“復旦大學讓更多的教授進入學術委員會、讓更多的行政管理人員退出學術委員會，可以說是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分離的行動之一。”在朱永新看來，大學“去行政化”還需要許多其他行動。比如，大學校領導和院系領導在擔任領導人期間，不要評職稱、不要拿科研項目、不要拿各種獎勵，就是通常所說的“官不和民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比不參加學術委員會還要重要。學術委員會主要負責學校內部的事務，而利用學校內部資源去學校外部爭取個人利益更可怕”。

 

朱永新指出，復旦大學的改革會面臨一些“習慣性”障礙。“因為改革從根本上說是利益格局的調整，必然會有一部分人要交出權力，另一部分人會獲得權力，失去權力的肯定會不適應、不樂意”。不過朱永新認為這些問題通過制度建設自然可以解決。

 

陳武元則認為，大學在進行內部結構改革的過程中，往往會遇到資源如何科學、合理配置的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應該根據責權對應的原則進行處理”。

 

陳武元提到權力與利益緊密相關，而利益沖突與距離成反比，距離越近，利益沖突越大。因此，“大學內部的‘橫向分權’比大學與教育主管部門的‘縱向分權’更難”。

 

“縱向分權更多是卸責。”何雪蓮舉例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鼓勵高校創收，鼓勵經費來源多樣化，實行高校屬地化，實行學費并軌，不再對學生統包統分，通過把經費、學生就業這樣一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推向邊緣、基層和高校，政府下放的多是責任和危機，而保留的則是控制權。

 

“橫向分權更多是自裁，是實打實地喪失領地，行政資本和學術資本不再互搭梯子，學校官員不再通贏通吃，對學校官員來說，分權等于是自宮，難以下手。”何雪蓮表示，“問題在于，即使行政領導層主動自宮，長期形成的官本位文化，還要等上很久很久才會在心理層面消失，無論是學者還是官員，要花上很久的時間才能從官僚體制的洞穴中爬回到正常的軌跡。這是最大障礙。”

 

 

在對外宣布復旦“立憲”時，楊玉良自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但同時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大學需要理想的燈塔照亮現實的道路”。

 

朱永新表示贊同，他說：“僅僅當理想主義者是不夠的，校長應該是‘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朱永新進一步解釋說，所謂“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一方面要“上天”，即意味著懷抱夢想、追求卓越永不放棄的沖動；另一方面要“入地”，懂得尊重中國的現實和學校的現實，不想入非非、好高騖遠，根據校情、國情來考慮問題。

 

“理想很重要，但是對于我國長期的教育文化、教育背景和教育關系還是要考量的，僅僅有理想是不夠的。”朱永新說。

 

那么，如何才能讓理想照進現實？

 

“復旦大學當前改革約束的是行政權力，突出的是學術權力，背后秉持的是學術自由的理念。”何雪蓮建議在大學內部結構治理方面再突出兩個理念。

 

一是以學生為本的理念。

 

何雪蓮指出，對學術權力的強調無意之中遮蔽了另一個主體——學生的權利。國內高校在對外宣稱時，無非是宣傳業績（有多少博士點、重點學科、國家實驗室、精品課、科研經費、科研成果和獎勵），而國外高校宣傳的，卻是如何對學生用心（教學和課程資源的豐富，學校網絡和交通的便利，校園生活的多彩以及師生關系的融洽）。

 

“一所有作為的大學非常清楚，學生與教師同為大學榮耀之源，要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用心善待學生。”何雪蓮說。

 

二是經營大學的理念。

 

在何雪蓮看來，大學在當代，不僅僅是“知識的共同體”，而且還是“知識的經營體”。大學要有自我造血功能，大學校長要有經營意識。“在美國，校長這個職位本身是個籌錢的活”。

 

“經營大學在當代尤為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光靠政府的投入已經‘喂’不飽大學，另一方面，政府‘包養’得越少，大學自主的空間就越大。”何雪蓮說，“世界一流大學都非常注意以卓越的品質和聲譽贏得社會的廣泛認同，獲取較高的科研經費、社會捐資及其他服務收入，提升教學和研究的活力和水準。目前國內正在探索的董事會或者理事會制度，正是體現了經營大學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