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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議論逐漸升溫，雖然離徹底根治科技體制存在的痼疾還為時尚遠，但畢竟開啟了廣泛的認真思考，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也充分說明大家對于中國科技事業的未來還抱有強烈的信心，否則將會出現麻木的沉默。因為，只有對于那些徹底失去希望的事物，人們才懶得去議論。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為這次思想的破冰行動鼓掌。

 

一場有意義的討論，并不僅僅是為了證明某個觀點是否正確，更重要的是要在辯論中通過展示各種可能性，為未來發展尋找一條可行的道路，否則的話，一場有意義的辯論將在非理性的亢奮中喪失它的大部分意義，這也就是筆者所謂的“思想的浪費”。對于當下的辯論，筆者認為急需作出如下的界定，即批評的限度問題：范式之內還是范式之外？否則將會出現批評的分裂，不但沒有取得應有的討論成果，反而使辯論雙方陷入對立與誤解之中。基于這種考慮，筆者認為：科技體制改革的邊界應該限定在范式之內，而不應跳到范式之外，否則將無功而返，造成更大的浪費：時間、精力與公眾的信心。

 

科技體制作為國家的一種重要制度形式，它的作用主要有兩個：首先，完成國家設定的戰略目標；其次，通過一些具體制度安排，調動其內部成員的積極性，從而有助于國家目標的實現以及科技的快速發展。按照制度經濟學的經典說法，任何一種制度通常都由三種基本要素構成，即規制性、規范性與文化—認知性，正是通過這三種構成要素，保證了國家目標與個人意志在整個科技活動中的契合。通俗地講，通過政策的規制性與規范性的硬性約束，力爭使公平最大化，從而實現從資源的再分配到承認的所有環節都被置于公正的框架下，公平在任何情況下都具有不容置疑的優先性，這是制度應該具有的美德。一旦這種政策運行模式得以確立并得到堅決貫徹，便會在科技共同體內部形成一種文化—認知的習慣，由于這種規訓作用，久而久之，科技共同體便形成了一種基于原則而非利益的正義原則，即公平優先。如果這種改革定位在科技體制范式內的理解是正確的，回到當下中國科技體制運行的實踐，就可以約略地知道問題最為嚴重的環節主要有以下幾個：資源的分配、承認機制的扭曲以及獎懲機制的缺位等，因此，未來的改革將是科技體制范式內的技術性問題。

 

鑒于這種現實，當下中國科技體制改革應該果斷采取3種策略：首先，在資源分配領域堅決壓縮各類重大項目，對于中小項目加大擴容力度，尤其是中型項目，對于合格的初級研究者在一定期限內提供免于評審的小額基礎科研基金，使科學界各個層次的人員都能相對穩定地從事研究。相對于大型項目而言，中型項目的評審已經具有比較成熟的經驗，可以最大程度保證公平。眾所周知，一個大型“973”項目的經費額度相當于100個自然科學基金面上項目，15個杰出青年基金項目。孰優孰劣，可以拿一個重大項目與15個杰出青年基金項目進行橫向比較，相信結果會很令人震驚。資源分配問題之所以成為學界關注的熱點，是因為真實的中國學界正處于科技快速發展而資源人均配置嚴重偏低的階段。有資料顯示，2008年中國科研人員的人均R&D經費為3.4萬美元/年，而同期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多在人均15萬美元/年左右，差距非常明顯，這種狀況加劇了中國科技資源競爭的慘烈程度，一旦發生分配不公平現象，馬上會成為科技界關注的焦點。由于重大項目在認定與評審中存在的諸多問題，加劇了資源分配在科技管理中的難度，所以壓縮重大項目是當前科技體制改革的首要任務。另外，經濟學研究已經證明，在人均資本嚴重偏低的情況下，適當提高人均資本占有量，將會帶來較高的邊際產出效應，這也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主要措施。

 

其次，堅決取消科研成果申報評獎制度，采取行業學會與同行專家的匿名推薦制。大幅提高評審費，使推薦人對于評審結果負有連帶榮譽責任，評審材料10年內保密。反觀目前中國的獎勵系統，是完全靠個人申報來運行的，這是很荒謬的現象。諾貝爾獎為什么不采取申報制，而采取推薦制？承認作為一種榮譽機制一定要來自獨立的第三方的客觀評審，否則只能造成扭曲的承認，從而毀掉科技界賴以生存與發展的一個車輪。

 

第三，關于懲罰，對于違規者的嚴格懲罰是以否定的方式捍衛科技體制的程序正義，它以否定性的力量規定了科技界的內在秩序。中國科技界之所以出現諸多亂象，就是由于應該獎勵的沒有得到應有的獎勵，應該受到懲罰的沒有得到及時有效的懲處。這導致違規者收益個人化而成本社會化，使科技共同體成員所共有的信譽資本日益受到侵蝕，出現榮譽領域的“公地悲劇”，從而造成科技體制健康運行的第二個輪子出現嚴重問題。

 

隨著國家公共財政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國科技體制必須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否則的話，再做不出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公眾將會用投票表達他們的不滿，到那時，科研經費預算將面臨被縮減的危險，這不是杞人憂天，如果那一天真的到來了，必將是中國科技事業的冬天。因此，一個健康的科技體制應該時刻擁有未雨綢繆的情懷，相反，一個不重視未來的科技體制是沒有未來的。

 

（作者李俠為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