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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9日下午，2013年中國學術出版年會在京舉行，此次主題為“數字環境下的學術出版與營銷”，來自多家出版發行單位的領軍人物與全國各地圖書經銷商匯聚一起，共同探討一個迫切的行業難題：如何面對數字時代帶來的沖擊波，身陷困局的學術出版何以安身立命？

　　無法忽視“知識速食”的數字時代對傳統出版業的壓迫感

　　此次出版年會上，諸多發言者大都離不開“網絡”二字，無法忽視“知識速食”的數字時代對傳統出版業的壓迫感。大家一致感覺的是：一方面網絡化、數字化實現了海量信息便捷快速地獲取，另一方面，閱讀碎片化、快餐式的淺閱讀占據了本來就不多的閱讀時間，知識和學術在快捷的同時也越來越大眾，假專業、偽科學也借助于網絡的力量大行其道。因此，社科文獻出版社市場營銷總監蔡繼輝的幾句話頗獲與會者普遍認同：“閱讀什么、怎么閱讀，已成為了數字時代學習能力的新問題。”

　　社科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提出自己的見解，認為學術出版不是大眾出版，是為精英服務，承載了思想傳播和傳承的功能，處于整個出版產業鏈的頂端。他查閱大量史料后堅稱，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代表了亞洲最高的學術出版水平，和世界的學術出版水平是同步的。只不過事后幾十年大陸學術出版歷經衰退。

　　學術出版規模巨大，投入產出嚴重不成比例

　　謝壽光說，2012年是中國學術出版的元年。他為此舉例證明：“學術出版規模巨大，我們用寬口徑統計，年出版學術圖書的種類近4萬種；學術出版工程放量劇增，三天兩頭都有巨著問世；國家層面的投入加大，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到去年的研究經費已經是12億，新聞出版總署的出版基金去年是3億，教育部社科司的研究經費也達到3億。國家社科基金里有相當一部分的研究經費都會轉化為出版活動。”

　　但是，謝壽光指出，投入產出嚴重不成比例，學術圖書能被國外大學圖書館收藏的不到年出版總量的四分之一，能被譯成世界主要語種進入國際學術交流體系的不過千種。再則，數量與質量的發展嚴重不平衡，數量巨大，質量卻偏低或者說很低，人文社會科學圖書大量存在泛化、低水平重復，甚至抄襲和剽竊現象。謝壽光強調，相當多的出版單位對學術出版基本沒有門檻，只要給錢就可以出，這種現象比比皆是，專業化程度遠不如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說：“沒有專業操守，對學術沒有敬畏之心，大家覺得什么事都能搞定，什么人都可以做學術書。最可怕的是，為了應付學術出版規范，現在出現大量的文獻造假，給你安上主題詞，安上參考文獻，安上索引，其實那根本就不是學術書。”假文獻襯映的是學術規范的嚴重缺失，武漢大學去年做了一項研究，發現有索引的學術圖書占整個出版量中3%都不到。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院長郝振省批評說，一些專家學者學風不扎實，不踏踏實實做學問，忙于跑各種關系，做表面文章，將學術研究變成了名利博弈，將學術論著變成支撐其提升和待遇提高的籌碼。而出版機構對學術著作理應起到的遴選和把關作用都不到位，不少出版人只想短平快，馬上見效益，沒有十年磨一劍的耐心。

　　在大時代、大媒體面前，我們一定要有大出版的胸懷

　　商務印書館總編輯于殿利在會上提出“大時代呼喚大編輯”的概念。他解釋道，在數字時代，知識爆炸非常嚴重，互聯網的知識僅僅停留在瀏覽層面，不能被使用，因為網上信息是沒有經過任何編輯的加工和把關。當這些知識和信息真假難辨的時候，人類將無所適從、寸步難行。

　　他說：“‘編輯是為他人作嫁衣’這句話在當今時代已經不夠用了，編輯是圖書內容、產品價值的共同創造者。全球迎來了數字化時代，所有科學技術的到來都是為解放、釋放和創造新生產力服務的，所以出版業沒有必要為數字化時代感到恐懼，恐懼的是我們的觀念落后，我們不能及時跟進和利用這些科學技術。在大時代、大媒體面前我們一定要有大出版的胸懷，要能做以內容為核心、策劃一切讀者所喜歡產品形式的大編輯。”

　　謝壽光在會場上感慨道，國家學術宏觀環境趨暖，學術出路的大增和研究手段的數字化，極大地提高了學術生長能力。今天有巨大的數據庫支撐，研究花的時間大大減小。在這樣的數字時代，更要呼吁業界升華對學術的敬畏之心，恪守對學術出版的專業精神。

　　去年9月新聞出版總署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學術著作出版規范的通知》，多家出版單位也發出實施學術規范的倡議，學術出版規范已成為業界最熱門的話題。郝振省院長在會上透露，相關部門正按照要求，爭取在今年出臺三到五個具體的學術規范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