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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鋒很忙，他計劃3年內發表6篇CSSCI(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論文，拿到副教授職稱。為此，他把大半的時間分給了科研，其中不少又“耗在寫標書、跑關系、找發票報銷上”。

　　彭鋒已婚，他每年貢獻給家庭的工資大約4萬元，另有兩萬元的工資外收入是課題經費“貼補”的。盡管高校教師這份工作穩定且“聽起來很好”，但彭鋒在從政或經商的朋友面前沒多少自信。彭鋒被大家稱作知識分子，但他和同事們有時自嘲為“知識工人”，或“工蜂”族——光鮮外表下“鴨梨山大”(即壓力很大——記者注)，是單位的業務主力但收獲有限，多數忙碌于金字塔底端，僅少數人能拼到上層，才“有資本做真正感興趣的事”。

　　這是廉思研究團隊為“70后”、“80后”高校教師畫的一張像。

　　統計顯示，我國高校40歲以下青年教師人數目前已超過86萬，占全國高校專職教師總數的63.3%。由廉思領銜的30人研究團隊歷時一年有余，在北京、上海、武漢、西安、廣州5個城市，對供職于包括985、211、普通高校、大專院校和成人/民辦高校在內高校的5138名青年教師，進行了第一次全國范圍內的抽樣問卷調查，結合深度訪談、焦點小組討論和參與式觀察等調查方法，完成了《工蜂——中國高校青年教師調查報告》。

　　72.3%感到“壓力大”

　　科研任務重是最大壓力源

　　彭鋒每天都覺得自己“在跟時間賽跑”。

　　他工作日的時間表通常是：上午讀書、查資料，帶幾個學生做調研，撰寫由老教授或系主任“掛帥”的課題報告；下午到學校教兩個半小時的課，再找財務“弄1個小時的報銷”。雙休日里，除了外出參加學術會議外，他給自己定了個“文獻翻譯計劃”，為爭取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搜集素材。

　　調查報告顯示，作為近九成擁有博士學位的高知群體，高校“工蜂”族也是高壓人群。72.3%的受訪者直言“壓力大”，其中更有36.3%的人認為“壓力非常大”。

　　壓力主要來自3個方面——科研任務重、教學任務多和經濟收入少。“科研任務是最大壓力源。”廉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調查發現，由于絕大多數高校把職稱和職務晉升與發表論文數、出版專著數、申請課題數等‘量化指標’直接掛鉤，78.1%的‘工蜂’認為，自己從事科研的時間‘不夠用’，甚至‘很不夠用’。”

　　“非升即走”的潛規則更加劇了彭鋒的緊迫感。“很多人把大學老師工作視作‘鐵飯碗’，但對很多年輕老師來說，一個潛規則是：5年內不能從講師升到副教授，你在這個學校的教書生涯就基本結束了。”

　　升副教授的依據當然是指標完成情況。但報告顯示，高校“工蜂”族完成指標的狀況并不樂觀。

　　近3年來，20.5%的文科“工蜂”沒有在CSSCI上發表過論文，92.5%的理科“工蜂”沒有在SCI(科學引文索引)上發表過論文，85.5%的工科“工蜂”沒有在EI(工程引文索引)上發表過論文。沒有獨立著作的“工蜂”占83.2%。

　　彭鋒工作快5年了，身邊近2/3的同齡教師是講師職稱，只有約1/4是副教授職稱，“40歲以下的教授幾乎看不到”。

　　“時代習慣了‘贏者通吃’，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彭鋒坦言，職稱低讓“工蜂”們感到掣肘頗多，“副教授不能擔綱重大課題，即使他是實際研究的主力。科研經費和學術資源也都向學界‘精英’和‘大腕’靠攏。”報告也顯示，80.6%的“工蜂”沒有主持過國家級課題項目，六成“工蜂”一年的科研項目經費不足5萬元，61.6%的人沒有拿到過學校的研究資助。

　　彭鋒有自己的研究興趣，但他目前的研究和生活都圍繞著“馬上升副教授，40歲以前升教授”進行。為了成為“蜂巢”上層的“贏者”，他必須早出活、快出活、多出活，有時也不得不搞關系，甚至花錢買版面。

　　“調查顯示，沒有‘工蜂’認為影響論文發表的因素僅僅是質量，有超過2/3的人認為，人際關系與職稱會對論文發表產生重要影響。”廉思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當這些與你的身份、收入、尊嚴全部連在一起時，不少年輕的‘工蜂’只能低下高貴的頭顱，在學科專業標準的規訓下，生產高度專業化的知識產品，以步步追逐那個唯一的成功標準——擁有更高的文化資本和成為專業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