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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政策法規司司長孫霄兵1月9日表示，今年要推動所有高校全面啟動章程制定或修訂工作。據介紹，高校章程作為校內“憲章”或“憲法”，大致有三大作用：保障學校辦學自主權；支持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維護學術活動的獨立性。

 

所謂憲法，主要功能是列舉公民權利、界定權力邊界，而界定權力邊界處于更核心地位。把高校章程理解為校內“憲章”或“憲法”，其實恰如其分，而孫霄兵司長談論的三大作用，看起來面面俱到，該想到的都想到了。但面面俱到，就有可能沖淡高校憲章的主旨，重點不突出。

 

換句話說，我們現在正在推動高校“立憲”，卻沒有成熟的“高校憲章學說”。有關憲法的學說、思想，對各國立憲實踐具有指導意義，事關立憲與憲政的成敗。很多立憲先賢早就認識到，憲法的核心是限制和規范權力，只有限制權力，才能保障公民權利。高校章程既然被稱為“憲章”或“憲法”，就不是一般的“規章制度”，而是要解決行政權力與教授權力、學術權力的關系問題。

 

我們不妨設想，高校章程讓校長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同時維護學術活動的獨立性，但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二者能否兼容？現在以校長為代表的大學行政權力已經夠大了，一旦校長能夠“獨立負責地行使職權”，行政權力豈不“一股獨大”。權力天然具有自我繁殖、擴張的傾向，在“獨立”而強勢的行政權力之下，所謂學術活動的獨立性就成了紙上談兵。

 

推動高校“立憲”，肯定不是為“立憲”而“立憲”，而是一場深刻的大學變革，有其現實針對性。當前高校最為人詬病的地方是“行政化”，溫家寶總理2010年“ 兩會”前與網友交流時就強調，教育行政化傾向需要改變。高校“行政化”的突出表現，是行政權力凌駕于學術之上，大學的價值導向不是教學和學術，而是擔任一官半職，教學和學術被邊緣化了。錢學森痛心的“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原因也在此。高校“立憲”，無疑是要徹底改變目前這種價值導向，將教書育人與科研確立為高校的核心價值。

 

要將教學與學術張揚為高校的最高價值，就必須對行政權力進行規范和限制，使之為教學與科研活動服務。大學作為大型教育機構，沒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是不行的，沒有管理，大學就會成為一盤散沙。但行政權力不能凌駕于教學與學術之上，這就決定了權力必須有其明確的邊界。近幾年，民間經常探討“教授治校”的可能，而開明的大學校長則主張校領導從學校學術委員會、學位評定委員會退出。其實，這些委員會一年開不了兩次會，在學校權力格局中影響有限。真正的大學改革，是把過大的行政權力轉移給學術組織和教授們，實現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相互制衡。

 

高校去行政化，實質就是實行民主管理與學術自治，把教授們的積極性與智慧調動起來。自治是一切組織的活力之源，大學教授是智識群體，無疑具備自治的能力。既然涉及“權”的此消彼長，高校“立憲”就不能由誰單方面說了算，而應交各方協商和談判，達成妥協。如果以校長為代表的行政權力受到約束，客觀上也就實現了高校的“管辦分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