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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關系是教材質量難以得到保證的原因。”許菲說，“有些學者、專家編寫的教材質量相當不錯，體現了一定的學術價值和思想含量。我們在選擇教材時，如果沒有我們自己編寫的教材，肯定會選擇質量相對有保障的；但如果有我們自己編寫的教材，就寧可摒棄一些高質量教材，也要用本校教材，這樣，成果也有了，職稱也評了。”

 

許菲認為，教材質量差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科研導向出了問題。以前編教材大多會由老教師任主編，請他們根據多年教學經驗整合體系。但現在很多人都習慣自己東拼西湊，編教材的目的是積攢成果評職稱，而不是精選素材教好課，書的質量當然高不到哪里去；書出版后又想盡辦法找銷路，壞影響由此四處擴散。

 

“無論從出版還是作者的角度，當教材是有利可圖的，就必然導致教材的泛濫。”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曾表示。

 

“我們現在主要是編教材太容易了，大家都編，自己掏錢找個出版社買個書號，就可以出。” 別敦榮說，過去我們有統編教材，在保證教材的基本質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后來放開了以后，大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能編的不能編的都編，再加上有些人比較功利，都去掙科研成果，這就出現了教材魚龍混雜的情況。還有，教材其實是一項費時費力的工作，但不太能夠反映學術活動的成就。一本教材應該多人編寫才好，但它往往只反映主編的勞動，其他參與者的勞動得不到體現。有些知名學者更傾向于寫專著，而不是編教材。這都導致教材編寫質量參差不齊。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一直很強調教科書的重要性，在他看來，“一打著作比不過一本教科書”。葛兆光指出，中國在很長時間，有一個很不好的習慣，就是認為一流學者不要寫教材，認為一流學者寫教材是身份的降低，“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恰恰認為一流學者要去寫教材”。

 

有人提到，對于教材來說，雖然要有意識地融入學科的前沿觀點，但還是偏重于基礎性教學，所以對于一些學有專長的學者而言，他們還是不太愿意編寫一些基礎性的教材。

 

楊德廣表示，一些一流學者不愿意編寫教材，這是導向問題。“我國有各種科研成果獎勵，但沒有什么教材方面的大獎。我認為教材比科研成果要重要多了。科研成果影響某一個方面，但教材是幾十萬上百萬的學生來用，應該組織很強力量來編寫教材。”

 

張斌賢也提到，一些教師不重視教材編寫，這和我們的科研評價體系有關系。 “一流學者不編教材”，這是片面的。高校教師在做好科研的同時，決不能忘了自己“教師”的身份。將自己的科研成果盡快轉化到教材中，使更多學生受益，這也是一種學術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