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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袁駟副校長了解，不管是劍橋大學、牛津大學，還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它們能夠領袖群倫，都是以本國整體高水平的高等教育為基礎。“要真正形成中國模式絕不是由中國某個大學的單個形式出現，絕不應該是一花獨放，而應該是群體的方式出現。”他說，“因為中國的一流大學在當前面對的問題是相似的，而模式是解決某一類問題的方法論，把解決某類問題的方法總結歸納到理論高度，并有效地實施，再有一些成效那就是模式。”

 

C9聯盟作為一個群體出現，其確定的一大目標就是要“聯合共贏，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在南京大學校長陳駿眼里，這不是大話和空話，“只要剖析一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案例——西南聯大的成功之道，就可以相信我們是能成功的”。

 

但陳駿反思說，這段歷史已經過去了將近70年，中國大學建設發展的條件、資金顯然都大大超過當年的西南聯大，但今天的中國大學仍然難以超越當年西南聯大的地位和影響力，其差距究竟何在？他認為最根本的差距在于，西南聯大有支撐著整個大學師生的獨特的文化精神，而現在的大學卻缺乏這一點。

 

他由此指出中國一流大學走向世界舞臺的必由之路：在當今急功近利的社會環境中，必須倡導和踐行返璞歸真的大學文化，才有可能展現一種超凡脫俗的氣概和文化精神，才能與其聲譽和社會期望相適應，并讓世人受到鼓舞，感到希望，影響和改變整個社會風氣，也才有可能在優勢互補、合作共贏中展現中國大學聯盟的整體實力。

 

這位相信精神力量的大學校長甚至認為，如果能將具有中國特色的“奧運精神”和“世博會精神”遷移到“C9聯盟”文化精神的創建之中，中國一流大學的建設就沒有攻不破的難關。

 

 

對于一些同仁津津樂道的中國模式，西安交通大學校長鄭南寧作出了冷靜的思考，他在會后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如果把一種模式作為引領中國大學發展的趨勢，這是錯誤的。他建議大家不要把中國模式的發展作為關注的中心。“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只能按教育規律辦學。”鄭校長說，舍此無他途。

 

由于國情和體制不同，完全照搬西方大學的發展模式在中國顯然行不通。鄭南寧說，世界一流大學是有標準的，但各國可以有不同的模式。

 

密歇根大學是美國公立大學的典范，陳駿在談到來自美國大學的啟示時，引用了該校前校長杜德斯達特一段話。他說：“我屢屢被人問到與‘密歇根模式’或‘密歇根秘訣’有關的問題……這所大學對多樣性的追求非同一般的堅定與成功；它集公立和私立大學二者之長的混合型籌款模式；它免受政府干涉的強大自治；讓密歇根大學有能力去創新，去冒險地對質量、規模和能力這三者非比尋常的結合……密歇根大學把各種特征巧妙結合在了一起，努力服務于一個處于變革中的世界。”

 

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創立，和中國幾乎處于同一個時代，它以1877年東京大學的建立為標志。但日本在學習西方現代高等教育的同時，在短期內就具備了與西方大學并駕齊驅的高等教育實力，至今，日本的國立大學已經產生18位諾貝爾獎得主。鄭南寧校長在會上分享了他考察日本高等教育的體會，他認為這個國家的辦學之道能為中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據鄭南寧介紹，10多年來，日本國立大學都是文部科學省管轄的一級行政組織，它的校長由政府任命。在法人化改革前，國立大學的教師屬于國家公務員，但政府提供充足的辦學經費，并不干預校內的學術活動。他說，這種完全中央集權似的行政管理模式，使得大學的“學術群體”在一個規范、清晰的管理下進行，大學自身只需要專心致志做好教育教學和教育研究等工作，而不用擔心經費問題。

 

2004年4月，日本國立大學正式啟動了法人化改革，不再作為政府直接管理的行政組織一部分，成為獨立自主運營的法人實體，政府與大學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管理體制，即管辦分離。鄭南寧說，這為我國的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幾點啟示：一是立法先行，以法律和制度建設逐步推進大學管理體制改革，同時在法律的形式下確定政府和大學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并予以保障；二是充分發揮撥款機制的作用，在保證非競爭性撥款的同時，引入有導向性的撥款，實現政府對大學的間接管理；三是在大學內部一定要創造一個寬松的學術環境和確保學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