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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二屆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一位國內高校校長曾說，校長“什么事都要管”，這樣“分散了我們很多精力”；也有校長說，校長要管學生生活、學生住宿、學生食堂、教師住房、教職員工子女入托，這些“必須得管”，不然可能就會出現不利于學校發展的事件；更有校長戲稱，校長“除了火葬場，什么都要管”。這些抱怨應該說是我國大學校長工作的真實寫照。然而，是誰把校長搞得如此“累”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就需要弄清作為教育家的大學校長究竟對什么應該有為，對什么又應該無為。
    《中國青年報》曾經刊文《美國耶魯大學校長:做大學校長是項美妙事業》介紹，美國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雷文談起自己12年校長生涯只出過一本《大學工作》的專著時，沒有一絲底氣不足，而是沉浸在“最美妙者”從事“最美妙事業”的幸福和自豪感中。雷文認為，大學校長是一個需要全神貫注、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業，如果還有時間和精力再去帶研究生、搞研究成果，那就是與校長的“大學工作”背道而馳，是沒任何美妙可言的。
    這種美妙，在雷文的體會是單純的：“其實當好校長很簡單，只須做到兩點：選賢任能、確定當務之急。”這種美妙，在雷文體會又是一種權威感和成就感。“好的校長，尤其是一流大學的校長必須具有影響力和領導力。”這種美妙，在雷文體會還在于一種不是“清閑官”的“清閑”。不是“清閑官”，大到引航向前、運籌帷幄，小到體察學生宿舍、與學生聚餐，極盡校長之職責。而當我們仔細查看國外許多世界一流大學校長的身份時，我們會發現他們的身份都很單純，校長就是校長。
    《工人日報》曾經刊文《中國大學校長累從何來？》認為，我國大學校長的身份很復雜，除了校長之外，他們還是博導、院士，在政府的行政編制序列里又是正廳級、副部級的官員，幾種身份集于一身。身份的多樣、行政級別的優越，說明這些校長的擔子重、責任大。然而，既然各位校長都享有著一定的行政級別待遇，那么為民服務就是當官者的本職，對本職工作何苦要抱怨多多。如果當校長不能為教職工、學生服務，又憑什么要行使行政權力、享受行政待遇？從這一點來講，這些校長的抱怨毫無道理。
雷文校長何來“清閑”？因為他不需為副部級、正廳級校長的名頭座次斤斤計較，不擔心沒有成果被同行笑話，不為有名無實的博導頭銜背上“良心債”。那么，我國的校長為什么就不能單純一點，卸掉學術科研的擔子，別再追求行政待遇，專心當好校長呢？
    克拉克在《大學的功用》一書中認為，校長是集多種社會角色于一身，既是領導者、教育家、創新者、教導者、信息靈通人士，又是官員、管理人、繼承人、尋求一致的人、勸說者、瓶頸口；但他主要是一個調解者，作為調解者的頭等大事就是相安無事——如何使“七十二行不和諧的派別相調和”。校長是大學這一教育組織的靈魂人物和神經中樞，筆者認為，大學校長之能否勝任，本身的品質是值得探究的問題。作為教育家的大學校長應該修煉教育家的如下品質。
    第一，要有理想追求，有承前啟后的使命感，能夠維護并發揚已確立的大學精神。大學校長要體現大學理想、使命，體現大學維護社會公正、彰顯社會良知等所有當代文明社會的價值和品質。大學校長應成為時代的良知和智能的火把，以及社會良心或良心的守護者，對整個社會負有責任。
    第二，應有一種英雄氣概——人不敢言，我則言之；人不肯為，我則為之。這不僅是指在科學或學術領域的膽識，在社會正義、良心和道德等領域，同樣應如此。如果說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是現代文明的航標燈，那么大學校長則應該是現代文明的守燈人。誰站到了大學校長的位置上，誰就應肩負起大學的使命。
    第三，應該是知識和知識分子的象征。大學校長的重要任務之一是促進知識的創新、增長。因為大學是知識創新最重要的機構，“知識”是人類對未知王國探索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充滿了種種曲折、失敗和錯誤，知識的探索者必然要彼此平等地討論、交流、批評和爭辯，形成一種“知識共同體”。只有在這種知識共同體內的“百家爭鳴”中，才可能有知識的發現、發明、積累和進步。所以大學校長必須像蔡元培那樣，將大學營造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園。
    第四，應該以愛護學生和教師為天職。大學是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教師和學生又是這個家園中的主體，是最應該受到尊重的。大學校長應當在思想和情感方面與教師和學生相通。大學校長應該是教育家，即成為在教育理論和實踐上有創見、有貢獻、有影響的杰出人物。一個正義的、有思想的、優秀的大學校長，必然會創造條件還權于師生，讓師生獲得權利意識并運用自己的權利，而不是讓師生處于無權的被行政人員管理的狀態，難有主體身份的認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