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博士論文答辯的上午，Tom Marshall系上了特地買來的領帶走上講臺，他的面前有50名聽眾，其中包括他的父母和6名考官。他做了15分鐘的陳述，然后考官就其過去5年在荷蘭奈梅亨唐德思大腦、認知和行為學研究所的經歷進行了1小時的輪流“拷問”。“在時間接近1小時左右的時候，有人走了進來，在地板上敲了一下說了句‘時間到’。”Marshall說，這標志著他的答辯時間結束了。“不過，我太喜歡這種感覺了，所以又講了幾分鐘才結束。”
Marshall詳細而公開的博士學業評估與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地球科學博士生Kelsie Long的經歷完全不同。后者的學位評估僅基于其完成的論文，她的論文需要郵寄給考官，隨后會收到相應的評論。今年年底，她也會進行博士論文答辯，但這并不會影響她的最終成績。“這感覺就像進行一種儀式。”她說。在全球各地，博士生的評估方式五花八門。盡管所有評估幾乎都會包括一篇論文，但其形式在各國卻不盡相同。“博士生教育是個復雜的世界。一種模式并不適用于所有人。”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創新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Maresi Nerad說。這本身并沒什么問題，但一些研究人員卻擔心這種延續了數十年的博士評估體系已經非常脆弱。
時間壓力極大的考官有時對論文評估缺乏訓練和準備，導致考核缺乏嚴謹性。“兩三名考官在一起以一種馬馬虎虎、得過且過的方式瀏覽論文。他們在選框里打對勾，最終一名博士產生了，皆大歡喜。”英國倫敦生物醫學研究慈善機構惠康基金會主任Jeremy Farrar說。像很多科學家一樣，Farrar也認為，當前的博士評估體系已經落伍。
通過檢驗
學術界對博士生評估的一個方面持統一態度：它的目標。傳統的評估目標是證明一名博士候選人在某一新概念方面進行獨立科研以及通過合理的方式交流研究成果的能力。然而，學術專家存在分歧的地方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實現這一目標。
新澤西州普林斯頓大學原校長、分子生物學家Shirley Tilghman認為，評估體系的價值在于論文的專題形式。它可以通過要求學生“構思一個問題的歷史背景、詳細地描述其目的以及執行方法，然后形成一個可信的結論”，從而證明他們的學術能力。但這些主題論文是否也應該包括學術發表呢？這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卡洛琳娜研究所的概念，那里的大多數博士論文由學生的原創成果構成，每篇文章大約50頁長，此外還有一次時間相對較短的討論。其背后的基本原理是，發表文章也應該是博士訓練的一部分，因為它可以更好地“武裝”學生，使他們更好地適應學術職業以及獲得就業機會。
一些完成專題著作的學生最終希望自己能夠花更多時間寫論文；但另一些學生則認為，發表文章的壓力可能會讓博士生失去科研中最寶貴的方面，比如設計科研職業道路以及獨立思考創新問題的時間。而完成的博士論文也常常被置于大學圖書館中，但這并不意味著那些文章會被閱覽或應用，很多文章最終布滿了塵埃。
口頭答辯
無論博士論文采取何種形式，最終都要進行評估。在大多數國家，這是由一個專家組進行的，通常包含口頭答辯考核。但口頭答辯“并沒有與筆試考核同樣的一致性”。澳大利亞紐卡斯爾大學教育研究人員Allyson Holbrook說。
在以色列，口頭答辯是選擇性的，極少學生會選擇這種方式；在荷蘭，它是正式且具有儀式性意義的；在澳大利亞，幾乎不進行口頭答辯。“博士考核100%與論文有關。”Holbrook說。她表示，這是因為歷史上澳大利亞沒有足夠多的考官親自進行考核，飛到答辯現場成本也太高。一些研究人員則指出了口頭答辯背后的問題。學生很容易在觀眾面前怯場，而且考官可能會通過詢問有難度的問題讓這種情況變得更糟，倫敦大學學院化學工程師David Bogle說。“這些都是考官可能給學生帶來的不適宜的壓力。這不應該發生。”
長篇大論
大多數研究人員不支持博士生評估全球標準。他們表示，“一刀切”的單一模式幾乎不可能實施，而評估的類型無論是持續性的考核、論文寫作還是口頭答辯，都應該根據學科、項目、學生、導師以及研究機構來決定。“如果取締了博士生評估以及論文寫作形式的多樣性，那么就會失去博士學位本身的創造性和創新性。”Nerad說。
但很多人感覺當前的評估系統應該改善，例如讓博士論文篇幅變得短一些。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ProQuest數據顯示，從1949年到1990年間儲存的400萬篇博士論文中，生物學、化學、物理學博士論文的平均長度為近200頁。“沒必要寫如此長的論文。”Farrar說，“‘博士論文篇幅越長就越秀’，這是博士圈子里一直以來的一道謎題，它走錯了方向。”現在，這已經變得完全沒有必要。考官需要在研究、教學、寫經費申請以及其他事情的間隙找時間閱讀這些論文。“所以在一篇論文上花費的時間很可能會產生妥協。”Farrar說。這意味著一名考官可能僅會用數小時瀏覽完一名博士生數年的研究論文。“我認為我們應該對學生負責，幫助他們為未來的職業做準備。”他說。
現代論文
其中一種更好地反應以團隊為基礎的研究成果的方式是合寫論文，這種方式過去被用于文科和人文類研究生教育領域。然而，這會給成績評估帶來難題。“如果你參與了一項合作性的專題論文，未來的雇主可能很難看出你是否是一名獨立的思考者，或者你能否帶領一個研究項目。”Ortega說。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事實上，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2014年博士普查統計，該國每年有一半理科博士畢業生會選擇從事科學研究以外的職業。“在這種情況下，標準的評估還應該包括未來當他們走上工作崗位時所需要的技能。”哈佛大學法學院勞動經濟學家Michael Teitelbaum說。現在，越來越多的研究機構會向博士生提供諸如團隊合作、管理以及研究倫理等方面的培訓，但這些技能通常不會進行正式評估。而答辯正是進行相關評估的一個機會，可以了解學生如何對各種場景作出反應。正如澳大利亞學會研究院（ACOLA）認為的那樣，博士候選人可以通過記錄在案的職業發展活動中獲得的可遷移技能積累學分。
“你不能只是設想，如果把他們放在一個環境中就一定會有所習得。”俄克拉荷馬大學應用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學家Michael Mumford說，“我們需要這樣的考核，既能讓學生應對現實世界的問題，也能夠處理晦澀的學術問題。”
鮮少失敗
很難知道有多少博士生提交了論文卻沒能通過考核，但有趣的是，鮮少有人不及格。盡管更多情況下，在授予博士論文之前，通常會要求學生多多少少做一些修正。
之所以鮮有學生不能獲得博士學位，是因為高校希望其畢業率排在前列。但大多數研究人員對此存在爭議，并指出了其背后的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差生在最終評估之前可能會輟學。此外，導師和支撐機構通常會嚴格要求日常性評估和考核，確保博士生及其提交的研究項目充分符合標準。“如果一名學生提交的論文沒能通過，說明校方沒能盡到責任。”華盛頓大學全球健康研究專家Simon Hay說。
在任職普林斯頓大學校長期間，Tilghman經常被問到一個問題，是否存在一種評估博士課程的完美方式。喜歡她回答的人并不多，在一次25周年聚會上，她表示實際上只有一種最佳評估方式。“最終，你唯一的評價方式是完成這項研究的學生是否成為一名成功的科學家。如果他們是，那么你就履行了自己的職責。如果他們不是，說明你的工作沒做好。”本文作者：紅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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