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今天大學校園里的“青椒”（青年教師），50多歲的張牧（化名）老師坦承自己是一個“異數”。
張牧說，自己房子早就分過，家里經濟無憂，評不評正教授不是太重要，但是“青椒”們背負的太多。
走過近20年副教授的漫漫長路，這位剛剛通過湖北省首批“教學為主型”教授評審的老師沒有太多的激動，他更愿意大聲疾呼：大學的首要任務便是育人，用科研去敷衍教學，比學術腐敗更可怕，“不改革，受害的是新一代的大學生，毀掉的是國家的希望”。
在他看來，當前教育亟待解決的問題，就是從精英教育轉到大眾教育，一批學生在本科階段沒有好好學習，而背后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老師沒有好好教。
一個現實的案例：在剛剛過去的這個學期，一個班里某一課程考試成績不到30分的有7個，60分以下的占了一半，盡管也有5人的卷面上是90多分，但是，在這組簡單的數據背后，“一些人基本上沒有學東西”。
張牧是上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在他的印象中，當年考試時，老師總要出一兩個題為難學生，“卡一卡，叫爬坡”。而近年來，張牧有一個越來越明顯的擔心：出題時總在想這些題目要是學生都不會做怎么辦呢？
張牧至今記得，自己當年上大學時學習高等數學，同學們把書上的題目做完，還要找來參考書，再做上千道題。“現在很多同學書上的能做到1/3就了不起了，這會有質量嗎？”
這些年，張牧看到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工資比建筑工地的民工差一大截：“市場是最現實的衡量標準，我們的‘產品’出問題了。”
張牧說，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大學生是如今社會各行業的中堅力量，但是當年剛上大學時，有的人甚至連26個英文字母都認不全，基礎比現在的高中畢業生差遠了。“為什么成長那么快？除了智力水平都不錯，關鍵是在大學里爭分奪秒的學習，有好的老師在用心用情引導。”
張牧認為，今天的現實，不是一個老師就能改變的，需要所有的老師一起努力，尤其低年級的老師，“大學的習慣沒有搞好，大學的基礎沒有打好，他就荒蕪了”。
然而，在張牧的觀察中，與自己當年讀書時老師們全身心投入教學截然不同，今天的一些老師精力可能80%用在科研上了，20%在教學上，“年輕老師的主要精力是寫論文做課題，資深的老師要成為學校的旗幟出去拉課題拉項目。”
一次聽一位老師講課的經歷讓他記憶猶新：這位老師把兩句話可以描述清楚的點用了十句話描述。“我一個教授都被繞暈了，學生怎么可能聽得懂？這就是教學的藝術，當然要有天賦，但更要時間精力的投入，要積累和積淀。”
看過四川大學周鼎老師的《自白書》，張牧滿是憂心，但對“青椒”也充滿同情。
張牧介紹，從講師到副教授，再到教授，每個不同的級別之間都相差1000～2000元的工資，而在青年教師群體中，買房買車結婚生子，解決職稱待遇自然就成了首要問題，搞科研換錢也是大勢所趨，“絕大多數老師都愿意好好教學生，但是絕大多數老師都會被‘唯論文論’的指揮棒指到哪兒就會打到哪兒。”
校園里的天平越來越向科研傾斜。
張牧注意到，在學校評選高級職稱的標準中，早前還要求教師在做科研的同時，教學考核必須達到優秀才有機會參評。而近些年，政策就轉變為只要教學考核通過老師同學的打分便可參評，最后，全校所有的老師都通過了，“這樣一來，教學考核便成了‘附贈品’”。
張牧說，學校征求意見時，老教師們充滿無奈：“對年輕人還能提什么意見呢？科研的要求那么高，如果你再提高對教學的要求，那老師們還活不活？”
同樣讓張牧費解的是，所謂科研，就應該“頂天立地”，“要么有理論創新，要么能解決實際問題”，但實際上，由于大學教師職稱評定與論文數量掛鉤，買論文、在實驗室中靠著幾個數據做文章便成了常態，很多博士生都不免吐槽“想做的不能做，成天做這么些沒有意義的東西”。
這位30年堅守在教學一線的老師期待湖北的職稱改革推向全國，并形成一種氣候，真正改變高等教育的一些現狀，讓更多高校把教學的權重提升到相應的位置上，“讓更多的年輕老師回到教學的道路上，還科研一方凈土，讓孩子們不要成為政策的受害者。”節選自《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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