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國高等教育十大事件盤點
2010-12-07 來源：科學時報
首屆創新中國論壇舉行：求答“錢問”
事件回放：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2010年10月30日，錢學森逝世一周年之際，由美籍華裔物理學家、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先生為論壇主席，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中國海洋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和科學時報社共同主辦的首屆創新中國論壇在北京師范大學舉行。來自教育界、知識界、學術界的專家學者圍繞如何培養創新人才這一主題，各抒己見，試解“錢學森之問”。
李政道在會上就創新之道發表主旨演講，從辦學模式、教學方法、治學態度等方面探討了創新人才的培養，很好地回答了“錢學森之問”，發人深省。
李政道從錢學森的求學經歷講到自己的成長之路，他認為，培養創造科學和發明技術的人才，需要“一對一”的精英教育。
李政道還提到芝加哥大學的許多優秀教授在科學研究方面給了他很多啟迪。“費米特別注重培養博士生獨立思考的精神，會花很多時間來提高學生的科研興趣。這種教育影響了我一生。”
談及自己的創新思維，李政道認為與自己在浙大和西南聯大的教育經歷密不可分。“雖然抗戰時期國內的教育環境很艱苦，但我們國家卻培養了很多杰出的科學技術創新人才，這段歷史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為建設創新型國家作貢獻已經成為大學的必然使命。2010年圍繞“創新”的討論不斷，繼首屆創新中國論壇后，第五屆民盟高教論壇也以“大學創新”為主題，探討了大學的創新引領作用。
點評：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李政道所稱的“一對一”，說白了就是導師制。它的作用在于，通過學生與導師共同的學習、生活，習得良好的學習習慣、學術規范，以及明確自己的人生規劃。
“建立真正的導師制，包括在本科生教育中，也探索配備導師，這應該是提高大學教育質量的一條必由之路。”熊丙奇說。
對于李政道提出的“要創新，需學問，只學答，非學問，問愈透，創更新”，上海交通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張杰認為，尤其對中國學生來講，提出問題和發現問題的能力其實是創新能力最重要的基礎。“解決問題的能力應該是解決問題的系統方法，而不是題海戰術，不是要求學生把一切問題都在課堂上解決。”張杰強調。
為什么現在的大學再也創造不出西南聯大的輝煌？中國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就指出，從“李約瑟之謎”到“諾貝爾獎情結”再到“錢學森之問”，都反映了大學精神的缺失。
秦伯益說：“聯大的成功在于它的學術自由和兼容并包，它不在乎千百人唯唯諾諾地說一樣的話，而珍惜有識之士能振振有詞地發表自己的獨到見解。”
人大獲最大單筆捐款：期待教育捐贈常態化
事件回放：
2010年2月28日，正值元宵佳節，中國人民大學獲得一筆總額高達3000萬美元的巨額捐贈，約合人民幣2億多元。這是中國高校接受的最大單筆捐款之一。這筆捐款來自中國人民大學校友、著名企業家段永平、劉昕夫婦。
據悉，此次捐款中的1550萬美元用于設立等額配比基金，這是段永平借鑒國外大學基金運行經驗，引入中國的一種新的慈善基金捐贈和管理機制。此外，1000萬美元設立心平自立貸學金、心平留學貸學金，400萬美元捐助新圖書館建設，50萬美元捐助人大新聞學院設立“攝影和視覺傳播研究發展基金”。
資料顯示，段永平于1986年至198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攻讀數量經濟學研究生。1989年他南下廣東創業，曾以創立“小霸王”和“步步高”兩個知名品牌而聞名全國；2001年，段永平赴美開始投資生涯，現任步步高集團董事長。段永平夫人劉昕于1986年至1990年就讀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現為心平公益基金會發起人。
點評：
段永平巨額捐款在引發贊嘆的同時，也有人將其與向耶魯大學捐款8888888美元的張磊比較。同為中國人民大學畢業生，一者向國內大學捐款，一者向美國名校捐款，兩個人互為參照，引發網友熱評。
段永平坦言，作為一個捐款人，自己的壓力其實很大，很多人會問一些奇怪的問題，比如“為什么把錢捐給這個學校而不是別的學校”等等。有過多次捐資經歷的段永平還表示，國內往往對捐資行為“重視過分”，但慈善機制卻不健全。
高等教育規模的不斷擴大，需要相應配套措施的跟進，師資、教室、學生宿舍、教學設備等方面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有效的捐贈機制可以使個人、企業、社會團體共同分擔高等教育成本，他們不僅帶來了大量的高等教育發展所需要的經費和其他物質資源，更促進并形成了高校特有的文化傳承。創造適合社會捐贈發展的宏觀政策環境，建立有效激勵社會捐贈的制度體系是必由之路。
目前我國高校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社會捐資和集資辦學經費、學雜費、其他經費四大類。作為教育經費的一個重要來源，我國目前高校經費中來自捐贈的還不多。
在美國，大學捐贈基金占高校預算的很大比例，常青藤院校高達25%～45%。而我國大學社會捐贈規模不到美國的1%，這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極不相稱。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的教育捐贈不但規模小、方式不規范，而且政策法規不配套、缺乏有效的激勵機制。因此，我國目前的絕大多數捐贈行為都還是“回報社會、造福桑梓”的慈善行為，而不是一種常態化的社會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盡管中美兩國大學在管理體制和運營機制上有很大不同，但美國對于社會教育捐贈的運作思路和方法仍值得我們借鑒。只有完善相關稅收制度、建立起有效的教育捐贈激勵機制，才能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開展大學社會捐贈的積極性，讓社會教育捐贈常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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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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