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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作過統計，如果按中國的規定，必須發多少篇論文研究生才能畢業，那么全世界的期刊都不夠中國的研究生們發文章。”

 

據王小凡介紹，研究生培養本來就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如果學生很努力，也受到導師的悉心指導，學到了該學的東西，但他每一次都證明這個假說是錯的，因為排除了很多錯的東西，科學也往前推進了，但這樣的負面成果是發不了論文的。但經過5～7年的訓練，學生已經具備了基本的研究能力，能夠提出假設、設計和操作實驗、分析數據，但就是不幸出不了正結果——這也是科學的一部分。那該怎么辦？在美國，經過教授委員會的評定，肯定能讓學生畢業，而不會被研究生院或科研處因為沒發表文章而給卡住。

 

王小凡說：“剛開始我也不知道，在國內某些地方，通過博士論文答辯還不算畢業。通常，答辯后讓你在形式上畢業，但不授予學位，也就是說，你的博士學位還掌握在單位手里，需要在一定時間內發表多少篇影響因子在N以上的期刊論文才能授予博士學位。在美國，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就算畢業了。現在，國內高校加上這條限制，逼大家做出好東西，一方面改變了過去什么樣的人都能獲得博士學位的情況，促進了科學的發展；但另一方面，這一‘刀’也切得太厲害了，矯枉過正，忽略了科學本身的特性。”

 

“讓專家委員會來決定”

 

“我對年輕人很有同情心，我向來主張對年輕人要負責。有時完全是導師放羊，沒有給他們指導，出了問題為什么不取消不能夠負責的導師的資格呢？培養研究生是培養高級人才，要將功夫用在精心培養上。”

 

怎么才能讓一個博士生畢業呢？

 

王小凡介紹了美國的情況：“研究生培養，先有一個資格考試。通過他寫出來的答辯論文、之后的演講和回答教授們提出的問題，教授委員會要看這名學生有沒有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知道他起碼的個人素質。通過了資格考試后，接下來學生就由教授組成的論文委員會來管理。這個委員會規定每年必須開一次會，學生要寫出一年來的進展；之后，教授們與他一起討論進展、新思路；到了五六年后，大家覺得他進展很好，知道他掌握了許多基本的技能，獨立思考方面已達到一定程度，作出的結果也對該領域的發展有貢獻，最后，大家會得出一個結論：他可以畢業了。”

 

教授們是通過一個非常具體化的過程，而不是硬性的規定來考查學生的能力。發表文章是考查學生學術能力的重要指標，但不是唯一指標。所以，教授委員會不是只管形式和結尾，而是貫穿于整個學生的培養之中，這樣教授對學生才有了解。不像國內，中間沒有人管，到最后請一個答辯委員會，看一看論文就完了。

 

也許有人說，這樣不是很占用教授的時間嗎？“如果你認為這是應該做的事，你就會花時間。而教授委員會的成員，基本上是對學生的題目有了解和幫助的人，不是隨便找的。而且，這樣對做導師來講也有好處，得到很多幫助，因為別的教授也對我的學生的題目提出很多想法和建議，有時是我想不到的。因此并不是說我老給別人做事，這是互惠的。”王小凡說。

 

然而，當王小凡將這種已經很規范的做法介紹到國內時，卻發現行不通。“教授們說，我們已經夠忙了，主要是我們的學生太多，如果再這樣做，我們就別活了。”

 

“聽到這個話后，我就想，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需要面對中國今天的現實。做不成的事，我也不講理想主義的話。所以我提出，教育部或中國科學院，應以指令形式要求大學和研究機構成立一個校級或所級專家委員會來專門受理這類事件，一個案例一個案例地處理，不能一刀切，盡可能避免讓學生鋌而走險。”

 

王小凡特別體諒研究生們遇到的困難，“現在國內部分導師帶了很多學生，本身又很忙，沒有真正很好地指導這些學生怎么寫論文，最后造成他們有時大段摘抄別人的文章，導師又不仔細閱讀論文就讓它過了。等發表出來，某個作者一看這是我的句子，再寫信給期刊編輯申訴，問題就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