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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1月至1947年6月，竺可楨赴歐美考察時也曾在倫敦、紐約、波士頓、芝加哥等地會見海外中國學者、校友，多方為學校物色教授。

 

竺可楨還聘請到“庚子賠款”留美第一期學員胡剛復任浙江大學理學院院長。作為嚴濟慈、吳有訓等的老師，胡剛復使浙江大學理學院獲得很強的發展勢頭。遺憾的是，建國初院系調整時，浙大理學院被調整掉了。在一次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時，竺可楨為此不禁濕了眼眶。參與當時調整事宜的高層領導人后來特別為此公開道歉。

 

竺可楨主張大學內通才教育和技術教育并重，但側重通才教育。他認為，學生的知識面要寬而不要太窄。他認為，多學科、多學院綜合性大學有利于培養高質量全面發展的人才。

 

他要求學生養成自己動手的習慣。當時，在學校內遷過程中，每到一地，學校都普及知識，筑防洪堤，墾荒地，辦日報，調查當地的經濟、地質、氣候、風物、人情和疾病，推廣傳授先進工農業技術，幫助人們戒煙等。

 

對此，繆進鴻評價說：“實踐證明，參加適當的社會活動對人才培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從1937年10月開始，竺可楨試行導師制，實驗的目的是為了改革當時大學教育的三大弊病：重知識之傳授而忽視思想品德之熏陶；教法偏于灌輸而非啟發思想；師生關系太疏。

 

在導師制引導下，竺可楨日記中記錄：“如昨日星期日，學生與老師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約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

 

當時要求師生須預約時間，每學期見面七八次，每次二三人；有一段時間還曾規定，導師每周與學生在食堂吃一次飯。其中，在學生中有很高威信的費鞏教授，每逢周日下午接見兩組學生，以治學、治事、交友、律己、待人及禮儀等方面作為談話題目。

 

竺可楨還認為，學術研究與教學相輔相成，不展開學術研究，教學無法提高。在他的倡導下，全校上下開展學術研究成風，而且學術討論之風盛行。如數學系獨創的“數學研究”課為四年級必修，每周舉行一次，指導教師對報告者非常嚴格，報告者準備也很認真。其他各系的讀書報告和學生討論也很活躍，同學輪流交流心得，然后師生討論。同學們認為這是求知的最好方式之一。

 

在竺可楨的倡導下，全校上下開展學術研究成風。僅1940年一個學期內，數學系在中國數學會雜志上發表的論文就有5篇，寄往海外發表的有20多篇。羅宗洛教授及其助手在浙大時期所從事的“微量元素及生長素對植物生長的影響”研究，先后在國內和英、美學刊上發表近10篇論文。

 

當時的很多研究都達到較高水平。1945年6月，談家楨教授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作報告介紹浙大生物系的研究。對于他們在中國抗戰八年中尚能作出如此研究成果，美國學者無不感到驚訝和贊賞。

 

竺可楨對學生的思想品德以及教學和科學研究的要求很嚴，比如每學期所修學分1/2以上不及格者退學；考試作弊或有偷竊行為者立即退學；還嚴格禁止學生吸煙，等等。但課余和假期鼓勵學生開展各種豐富多彩、生動活潑、有益身心的文娛、讀書和社會服務等活動。

 

竺可楨也很重視體育鍛煉，他指出：“運動之目的，最重要者是在增進健康，而使讀書做事之效能加多�！辈⒃趪鴥仁紫葘崿F全體學生一律參加課外體育運動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