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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雷得外焦內嫩”

　　張晴所在的院系，除了教務在4月份時通知過一次“被系統檢測出30%的，直接不授予學位”之外，所有關于此系統的討論，都是“據說”——

　　“據說有的院系掛了三分之一！”

　　“據說有的院系65個人，掛了27個！”

　　沒有人證實這些說法，但恐慌在蔓延。

　　韓彥坤所在班的QQ群里，頗有點“哀鴻遍野”的景象。此前，這個群里的談話內容多數是班級里飯局的邀約和八卦的調侃，而5月8日這天，氣氛驟然變得緊張起來，大家的發言無一例外用上了大量的問號和感嘆號，還有哭泣的表情，對“測謊”越描越玄的猜測，更加深了眾人的恐懼。有人甚至還編了一首打油詩，在群里廣為流傳：

　　“天災人禍躲不脫，金融危機還未過，測謊機器又來作，到底讓活不讓活。”

　　而韓彥坤的同學馬平就在這天收到了一條讓她覺得“霉起冬瓜灰”(成都方言，意為很倒霉)的通知：論文外審沒有通過，延遲答辯。這意味著她不能和同學們同期畢業，畢業證和學位證要延遲到12月份才可能拿到。

　　問題出在外審老師使用的學術不端“測謊儀”上。那篇沒通過答辯的論文，據說已經亮起了“紅燈”，用“行話”解釋，就是3.6萬字的論文里的文字復制比例超過了30%，有段落抄襲的嫌疑。

　　更驚人的消息是，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前期送出去盲審的11篇論文中，有6篇沒有通過。

　　早早訂好的“散伙飯”，被一次次無限期延遲；西區食堂門口，平素同學間打招呼的“吃了嗎”悄然換成了“你過了嗎？”有的學生開始頻繁往來于圖書館、宿舍和食堂，對于其中一些人而言圖書館是陌生的，甚至都不知道學校的文科圖書館在文科樓對面，而理工類的圖書館集中在研究生院，因此大費周折。

　　四川大學東區七舍已經很久沒這么熱鬧了。在過去的大半年時間里，班里70%的同學都散落在全國各地，忙著實習，忙著找工作。大部分的時候，樓內都是冷冷清清的。現在，這里的緊張氣氛如同臨戰指揮部。

　　“據說每段抄襲不超過兩百字就算過關，咱們趕緊改，哪怕改成199個字也成！”

　　“那我把‘媒體’改成‘大眾傳播工具’成不成？”

　　“好像不成，那玩意兒能查出來。”

　　一群女生嘰嘰喳喳地商量著對策，上躥下跳。

　　馬平收到了研一的師妹發來的短信：“師姐加油！我們年級已經通知了，從下學期開始，我們的論文從選題就開始抓起，要大力整風。我們有的忙了！”

　　與恐慌同時蔓延的，是抱怨和懷疑。

　　“本來想抄書上的理論，就找了幾本課本，結果發現，哼，幾本書，相關章節一個字不差，這出版書的大牛們都這樣，卻來檢測我們這些學生。先把他們的書送去‘不端’，100% ！”還有人稱，“知網庫的每一篇論文都來個檢查，看有多少人掛掉，總拿學生開刀，還打著捍衛學術腐敗的旗幟。”

　　在“白云黃鶴”，有學生看到“測謊儀”的檢測報告后宣稱自己“被雷得外焦內嫩”，因為檢測報告中認定“高度相似”的部分，怎么看都不像是抄襲的，他宣稱“正式進入機器玩人的時代！”

　　學校管理者如何看待“測謊儀”？華中科技大學研究生院主任蔡子安表示，“這肯定是一個好事情”，但現在還不便接受采訪。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院長吳建并不認同反剽竊只針對學生的說法，他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和四川大學學位辦都引進了這套系統，老師投稿的論文也要接受檢測。

　　吳建還表示，近年各大高校曝出的學術丑聞越來越多，引進學術檢測系統不僅能敦促學生提高學術上的修養，也能預先減少“抄襲”的產生，這對于學校來說是雙贏的。

　　零星的自省

　　華中科技大學光電實驗室的周恩波在BBS上發了一帖，打破了單調而喧囂的抱怨氣氛。周恩波的態度是：“如果一個字都不是抄的。哥們放心大膽的。就算檢測系統誤判，學位委員會也會糾正的。在這里擔心受怕的應該是些什么人，大家心里清楚。”

　　他的帖子迅速遭致圍攻。周恩波稱，他的博士論文寫了4個月。有人回敬他：“相信大多數和我一樣的學生，在提高自己和把精力耗在一個根本不可能出太多學術價值的論文之間，會選擇前者，貌似我們有點現實，而你們有點理想。”

　　周恩波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稱，“當我發現辯解的論題居然是，誠信因為其他現實問題是否可以放棄時，我覺得很可悲。也許現在社會的問題就是如此。”

　　在“測謊儀”引起的恐慌中，很少有人會像周恩波這樣，進行關于學術誠信的反思和追問。

　　為什么要抄襲？在許多人眼里不成其為一個話題。四川大學法學院06級碩士張蕓的觀點是，就業的壓力遠遠大于完成學位論文的壓力，“現在就業形勢這么嚴峻，如果我把大量的時間用在寫論文上了，哪里還有時間找工作？”她的想法代表了相當一部分大學生的意見。

　　作為傳道授業者，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院長吳建對自身進行了反思，他認為，導師對于學生學位論文的寫作，往往在前期缺乏有效的監督；另外，在論文選題上把關不嚴，有些論題顯得大而空，學生實際操作起來很難下手。

　　在華中科技大學舉辦關于“反剽竊”系統的講座時，沈陽希望學生們更多地從學術倫理的角度思考。他講了一個希臘作家把作品當作孩子的例子，當另一作家剽竊他的作品，他以偷竊兒童的罪名提起控訴。

　　沈陽不認為這套軟件成為反剽竊的利器，他倒是更希望它引起人們對學術道德的關注，現在看來，除去“增加了抄襲的成本”，它還遠未實現其他愿景。耐人尋味的是，作為反剽竊系統的研究者，沈陽卻感到自己“壓力巨大”。